柏南镇文化馆

 对比之下，晚清的社会风气和官场习气尤其使得王韬忧虑。他感叹在中国，“官不能保民，而民亦不能恃官”。他无奈地说：“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

对王韬来说，除了“西艺”、“西技”，他最关注的恐怕还是“西政”，即西方的政治制度何以带来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以及如何用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促进和保障中国社会的进步。他认为，英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与施也”。的确，在共和革命最终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困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一大问题，并非根本质疑封建专制的合法性，也非激烈的反帝国主义意识，而是忧虑朝廷和官僚与民众之间日益严重的隔阂，即“上下不通”。

王韬把国家制度分成三种：“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他认为理想的制度就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对王韬其他同时代人来说，议会制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沟通上下的制度而提出的，尚未具有西方分权制衡的内涵，但是，认识到皇权无限扩张的恶果，倡导基本民权，对晚清中国士人来说，不能不说一大进步，尽管早有清初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思想在先，但毕竟是不为当局所容的异端邪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学界通常把王韬这类人物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与洋务派官员划在一起其实并不恰当。

虽然在现实中，王韬的确一再寻求洋务官员的提携，但就思想层面而言，他还是远远超越了体制内洋务官员的，即令是张之洞出版于1898年《劝学篇》，也还在道貌岸然地说倡导民权是破坏“三纲五常”。从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角度看，也正是王韬这一代边缘知识分子，最早意识到民族的形成不单在对抗外敌，更在内部整合和认同，以及基本民权的落实，否则人心涣散在所难免。